民国初年，昆明城周边和滇越铁路沿线的自然经济瓦解，商品经济迅速兴起，昆明城内外商业膨胀，人口增加很快，交通拥挤，城墙的分割、城门的封闭对商业发展的阻碍越来越严重，再加上热兵器迅猛发展，昆明城墙的军事价值越来越低，“城门洞开”就不可避免了。

　　在唐代和宋代的南诏和大理国时期，拓东城和鄯阐城的商业还不发达，和军事需要的冲突不大，“官”和“商”还可以在城墙之内和平共处。

　　到了元代，昆明城的商业有了比较大的发展，特别是在今天的得胜桥一带，商业发达，市面繁荣，“千艘蚁集于云津，万舶峰屯于城垠，致川陆之物，富昆明之众民”（元 王升《滇池赋》）。商业发达了，人员往来复杂，对城市防守又不利。后来，元代修建中庆城的时候，把城墙向北移动，以玉带河、盘龙江作为护城河，把今天土桥、塘子巷一带的商业街区划在城墙外，不过，当时商业中心三市街一带仍然在城墙以内。到明代修建砖城的时候，把三市街也甩出城去了。城内为“堡”，主要驻有官员和军队；城外为“市”，住的主要是商人和平民。大家各得其所。

　　从明代到清初，昆明城里多半是官方机构、官僚住宅、寺庙牌坊等等。大大小小的各级衙门就有30多个，再加上贡院、祠堂、寺庙，就占了城池面积的一大半，成为一座“兵民错居”（清雍正《云南通志》）的军事大城堡。一般的平民、商人大都住在城外。清初平息吴三桂叛乱以后，一时天下太平，官府打开城门，允许民众进城经商，叫作“与民共之”——和老百姓共享城堡修建的成果。从这个时候起，不少平民百姓也搬到城里来了，但大约七成的平民百姓仍然住在城外，主要分布在城南的三市街、珠市街、金碧坊、云津铺、盐行街、太和街、东寺街一带，这些地方的市面很繁华。另外，大西门、小西门和大东门、小东门外也形成了热闹的居民区。相比之下，城里的居民还是比较少，街市也较冷清。

　　昆明城南的商业区被划到城外以后，在历史上的几次围城战里，都成了攻守双方拼死争夺的战场，好几次毁于战火。清代的咸丰、同治年间，昆明城战乱不断，为了躲避兵灾，大批城外居民进入城里，城内逐渐成为昆明的主要居民区，人烟越来越密集。在当时的三牌坊和四牌坊一带（今天的正义路中段），商业也逐步繁华起来。相比之下，城外多次遭到战火破坏，居民大大减少，商业萧条，就逐渐冷落下来了。这个时期昆明城内繁华街道不少，有南正街、三牌坊、四牌坊、马市口、辕门口、东院街、西院街、福照街、长春坊、熟皮坡、东门正街、粮道街、书院街等，都集中在今天的正义路和正义路两边的横路上。城外的商业街也不少：南门外有三市街、云津街、太平铺、盐店街；东门外有金牛街；西门外有永平街、庆丰街。从这时起，昆明城开始从“城堡”向“城市”转变。

　　清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，滇越铁路开工后不久，为了争取主动，清政府在昆明城南今天的得胜桥、塘子巷、双龙桥一带自开商埠，主动对外开放，建立通商特区，自主制定规章，保护国家权益。这一带本来就是商业区，商埠建立后不久，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，终点站就在昆明商埠的中心。这里更是中外商行如云，人流物流汇集，商业迅速发展，街区迅速繁荣，带动城里的街市也繁华起来。从此，昆明急剧从政治、军事城堡转变为政治、军事、商业城市。

　　民国初期，昆明城区人口从8.5万增加到11万多，市政压力骤增，从城内到城南商市，内外通道仅有近日楼下的“城门瓮洞”可行，轿马、行人拥挤于此。据当时人称，此处“肩挑背负，车载马驮，昼夜不绝，加以民间婚丧嫁娶，均以进该城为荣，以致平时月城（瓮城）异常拥挤，交通诸多窒碍，警察取缔，甚为困难”——前清之时，出殡要行南门，必须官在四品以上，或者有一、二品封诰，还得求请当局许可才行。进入民国后，此制取消，百姓出殡也可享受“四品待遇”，径自从南门而出，更加剧了此处的拥堵。用袁嘉穀所撰《护国门碑记》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众日集，市日懋，肩摩毂击，涂为之塞”，成为昆明城内外交通的瓶颈。1918年，当局对民间治丧争相通过南门的陋俗进行了限制，但收效不大，拥堵并未因此减少。此时就出现了拆除昆明城墙的呼声。

　　1919年1月，省议会议员段居提出拆城议案，称由于战术进步，城池早已失去保卫能力，如果将其拆除，可以利交通，改良风俗，而用“以工代赈”的方式来做，还可以救济部分贫民。同时可利用城墙地基创办纺织工厂，扩充市场，增建居民住宅，大有利于国计民生，而在城墙原址兴建马路，培植风景，更是建设城市的要务，况且“共和国家，不宜保有专制时代之城池”。按照段居的设想，昆明城墙拆除后，可以南城门为中心点，东西两边兴筑两条马路，为“护国大马路”和“靖国大马路”，两旁统一规格、统一形式，建盖西式楼房，路中每隔百丈留一街口，设置警察守望所，以维护治安。以行距一丈种行道树，马路上多备马车、汽车、电车，以便交通。按段居估算，建街道可收入130多万，拍卖南教场空地，又可收入100万，除支付拆城墙工程的各项开支，还有余款可兴实业、扩教育。段居还提出，拆除城墙的同时，应保存六城门和城楼，作为文物，但为交通计，须改建为“十字穿心城楼”。同时为加强城防，可以在昆明城墙原址四角修筑四大炮台等。

　　当时拆墙开城已成共识，但护国战争刚刚结束，当务之急是医治战争创伤，恢复经济民生，此事只好搁置。主管市政的省会警察厅提出打破城墙包围，新开东南、西南两道城门，首先缓解城南交通堵塞。1919年，当局决定先在昆明城东南、正对昆明商埠的方向挖开城墙，新开一道城门，为纪念护国起义，称护国门，民间称小南门。

　　新城门一反旧式城门木门瓮洞、高大厚重的传统，设计为四柱三门：立起四根方形花岗石门柱，中开三道大门，高5米，总宽18米，又有拱形门楣，上为半圆形铸铁花棂，中门嵌有铁匾，上铸“护国门”三个大字。又铸六扇铁花棂大门，上设铁栅，下铸图案，全为西式风格。城门两侧各建一座三层门楼，四坡歇山，重檐翼角，沉稳厚实，又显中式风格。新城门中西结合，“崇而坚”“宏而整”。门则阔大通透，以利交通，楼则高大坚实，兼顾城防，为一全新的城门建筑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又在护国门前的护城河上新建一座圆弧双拱石桥，长23米，宽17.5米，拱高4米，跨度大而桥面低，以大青石铺砌，与两端路面平行相接，过渡平稳，行走方便安全。桥两侧镶有石雕龙头、象头、云朵共18个，又立起高1.2米的铁棂护栏，与护国铁门呼应，再显西式风格，中西合璧而古朴典雅，被命名为护国桥。

　　护国门建成，由清末状元袁嘉穀撰《护国门碑记》，由昆明进士陈荣昌书丹，另一位进士陈度题额，立了一块护国门碑。袁和二陈有“滇中三杰”之称，此碑又被称为“三杰碑”。碑文称护国门工程“费六万余金，不劳民力”云云。而据有关档案材料，当时护国战争刚过，“市民日多，乃辟护国门，以利交通，以纪大义”，本为好事。“然此门一开，改街变巷，拆民房屋，故昔日之四川街及其他等处房屋而被拆者，先虽领有收具价，万不能补其一。故当日被拆之民，因是激而死者有之，激而病、而聋、而瞎者有之。更至今流离失所，无所归依者不知几许矣”。“况教场有房屋之民，本属贫困，又困年荒，更是度日如艰”（昆明市工商联有关档案，见《昆明市志长编》）。

　　20世纪50年代，护国门被拆，迁往工人文化宫，护国桥被填埋。1999年在护国路口重立铁门，护国桥也“出土”重建，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，被公布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　　明清两代，昆明南城门内外都是昆明的主要商业中心。辛亥革命以后，近日楼仍然“画栋雕栏，固庄严犹在也”。但是，由于这里“重门叠设，皆阔仅丈余，窈然深黑，而又络以月城（瓮城）旧址，廛屋参差，露贩杂陈，市人熙来攘往出入其间者，肩背相摩，有如万蜂穿穴，充塞无缝之势”（民国《整理城南交通工程记碑》）——其时商事繁盛，货物多经滇越铁路进出口，而以近日楼内外为货物集散地，近日门狭隘拥塞，不堪重负。

　　1922年，市政公所着手整顿南门，“先将南门月城（瓮城）以内及其附近民廛，凡数十间，尽收买之，然后举月城（瓮城）城垣与正门楼同时拆卸。而于近日楼则加以修饰，使增壮丽，并就其东西两端各辟一口，接沿月城（瓮城）旧址，筑石块马路为环形，使出入异趋，以利交通。路中有椭圆广场，则缭以铁槛，筑池种花，营为市街公园，以资游息。路以外东西两端余地，则起楼房各数十间，亦如环形，以为模范市场。更空其当中一间，而通以横巷，巷以外则分置菜市、食馆与夫浴场、车店之属，使市内应有公用设备，而此一隅皆尽有之”。此工程于1924年完工，外城门楼构件被移到古幢公园重建，命名为“劝农亭”。近日楼得保留，又新建公园，公园因楼而名，称“近日公园”。为纪念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起义，公园内立拥护共和纪念标，称“唐公再造共和纪念标”，近日楼内设“护国纪念博物馆”，城门改名“正义门”，环形马路称“正义东路”和“正义西路”，后来的正义路就以此得名。

　　20世纪50年代以后，为拓宽市中心道路，便利交通，近日楼被拆除。近日公园经多次修葺扩建，最后建成一个街心花园广场，为正义路南北两段、南屏街、东风西路、宝善街、顺城街交会点，是昆明最繁华的市中心和商业区。广场以南重建了忠爱坊，三市街和南屏街改建为现代花园式步行街道，成为老昆明的缩影。